收音机里上大学

上世纪恢复高考，我家兄弟姊妹五个有四个参加皆名落孙山，唯我最惨，已过了分数线、检查了身体，由于志愿填报出差与政审的缘故错失了机会，遂放弃再次高考，决心学高尔基上“我的大学”，走自学成才的路子。

那时我在一间集体小厂当宣传干事兼任团总支书记，后来又做了政工科长。当年中学同班同学只有三人、厂子里仅有一名叫李秋芳的老三届考入大学。对我来说，应上能上却未上成，也算是人生一大憾事。

皇天不负苦心人，命运给你关上一道门必会为你打开一扇窗。1982年，始终梦想能走进大学校门的我，终于圆梦成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自考生”，即平时通过广播电视收听收看课程、完成作业，期中期末参加统一考试、修满学分，最后通过论文答辩颁发给毕业证书的“电大生”。

那时家里还没电视，有一台结婚时买的上海出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最初，电大课程只有白天播出，厂里一大摞事又不能影响，只好由大妹用砖块录音机录下当天讲的内容，下班后再听录音。还好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开始播放电大课程。于是每到晚上8点，我便准时打开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静静地倾听从电波中传来的那美妙无比的声音。中央电大聘请京城一流名师讲课，那亲切可爱、充满磁性的话语，就如远航于风浪与黑暗中的灯塔，给予我希望和力量。从此，不论冬夏寒暑，整整三年，我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伴，结下了不解之缘。

印象最深的是袁行霈与张治公先生的授课。北大袁先生主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使我在灿若星辰的中国文学银河中进一步结识了李白、杜甫、王维、陶渊明，三曹、三苏等无数大师与他们的名篇，懂得了什么叫“学海无涯”和“厚积薄发”。而张老先生教授的《现代汉语》，厚厚的上下两冊，使我系统地了解到汉语的语音、语调、文字和结构、语法和修辞，以及发展的渊源和方向。只是汉语拼音化方案和计算机输入的难点与30年后的情况大相径庭。

最难懂的就是古汉语。几千年的变化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演进，真是感觉生僻难解，分不清之乎者也。虽然也能挣挣巴巴啃下《古文观止》，也读了不少典籍却囫囵吞枣，两次考试都是勉强过关，不如《中国通史》《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易懂易记，还能考出较好的成绩。且直接受益的是《写作概论》与《公文写作》，使我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为以后自己能顺利考入中国轻工业管理干部学院以及考取公务员队伍“以文辅政”埋下了种子。

记得电大辅导员老师要求，听一堂课至少要用两个课时的时间来预习和消化内容，并花气力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所以，每晚八点开始到十点听课，写作业和预习要到半夜十二点至一点。就是这样一天天在电台频率与知识的海洋中倾听和遨游，期冀到达理想的彼岸。

当时，我是在西四路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的小平房里读完两年四个学期的。12个平方的厦房，刚刚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一张一头沉的写字台和两把木椅，以及屋中间一个供取暖做饭的蜂窝煤炉子。小屋门前就紧顶着著名的西京招待所窗下的过道。在那里，我如古人般秉烛夜读、悬梁刺股读书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4年，我来到京郊正北的固安——中国轻工业管理干部学院进修，一边学习企业管理的课程，一边继续完成电大汉语言文学的学业。其中《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础课程教材和参考书目相差无几等于重修，并没有感到额外的负担，反而正规的脱产学习给了我相对更充裕的读书时间。为了不影响寢室的同学，我常常躲进教室或在空旷操场的路灯下插上耳机收听半导体收音机传来的授课，记下一本本的课堂笔记。就像一块渴望已久的海绵，竭力张开每个孔隙，不停歇地吸吮着知识海洋中的养分。

在撰写毕业论文阶段，时逢小说连播节目播放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我被那离奇的情节与悲剧色彩所吸引。恰巧轻管院教授写作课的班主任黄老师组织我们去游香山并寻找曹雪芹故居，我在香山公园的报刊亭中购得刊载《坟茔》的《小说月报》，如获至宝地连夜读完，又与《高山下的花环》做了比较，将其拟定为毕业论文的内容。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学院图书馆查阅了尽可能找到的当代文学的资料，写出了《论社会主义的悲剧——兼论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一文，并请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俊贤做论文指导老师，使我顺利完成了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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