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图书』

“图书”，常见释义指书籍，由古至今，词义稳定，人所习知。古汉语中，“图书”又指疆域版图与户籍簿册。如《史记·萧相国世家》：“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约从宋代开始，“图书”出现了一个新的义项，指印章或图章印记，这是“图书”义项的扩展延伸，多用于口语俗称，文献中还不多见。到了明清时期，“图书”的印章之义泛滥开去，频见于稗官野史，超过了“书籍”之义，有后来居上之势。《辞源》：“俗称印章为图书。宋张耒《柯山集》四十《汤克一图书序》：‘图书之名，予不知其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明陆容《菽园杂记》一：‘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云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既提供了“图书”较早的语料，也证明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一有趣现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图书”指的是私印，官印仍称为印，清鞠履厚《印文考略》：“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以存识，遂称图书印。故今呼官印仍曰印，呼私印曰图书。”

明清时期的知名文人大都有数个或十余个“图书”，无论是姓名印还是藏书印，多由名家篆刻，有的凝重古朴，有的温雅秀逸，或刀法沉着，或飘逸洒脱，其艺术价值足为今日篆刻者楷模。“图书”是昭信之物，在尺牍上盖上姓名字号印章，可以求信于人，用在书画上可以增加美感，素净的笺纸上印上红色印章还含有吉祥祝福之意，尤其是文人的闲章还用来表白自己的生涯和意态，极有艺术意蕴和文化内涵。

所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音有更革，词义有变移。翻阅《全唐诗》《全宋词》时，其中的“图书”大都义为书籍，但如翻读明清稗官野史，其中的“图书”则多指印章或图章印记了。这既是语词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清社会生活在野史小说中所保留的一个鲜明印记。“图书”是日常生活必需之物，也和世俗社会、文人生活密切相关，故在古典小说中屡现。由于野史小说是俗文学，在传统学术领域中，不登大雅之堂，“图书”的印章之义也比较边缘，不够彰显，所以往往为读者忽略。我们略举明清小说中的“图书”情节，试加阐释，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古典小说向来有以物写人的习惯，“图书”就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道具。《儒林外史》第十五回，洪憨仙拿出一卷诗稿给马二先生看。“马二先生放开一看，都是各当事的亲笔。一递一首，都是七言律诗，咏的西湖上的景，图书新鲜。着实赞了一回，收递过去。”又，第十八回，匡超人看到赵雪斋等四人写的几首诗，“看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真觉可爱，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这两处的“图书鲜红”“图书新鲜”，都指印章清楚可爱。《儒林外史》语言含蓄，能在寻常处见新异，触动读者联想。其言外之意是：匡超人不懂诗歌，马二先生也不解风雅，两人拿到诗稿，只能看到“纸张白亮”和“图书鲜红”这些表面的热闹，以讽其不通无识。所谓深人所见于物者深，浅人所见于物者浅，“图书”隐含着没有说出来，但包含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义，构成了刻画人物的妙笔，唤醒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人物的精神密码和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杜贵晨先生说：“‘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的延伸。文学作品中关于‘物’的描写，作为‘人’的生存状况与性格命运的影现，本质上是对‘人’的描写。”此论极恰切。作家通过“图书”这一名物，描绘和褒贬人物，含而不露，胜过千言万语。

《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妒妇童寄姐作贱丈夫狄希陈，打他扭他，用针扎、用嘴咬，仍然不解恨，更想出了一则匪夷所思的毒计，她“把狄希陈的阳物每日将自己戴的根寿字簪子，当了图书，用墨抹了，印在阳物上。每日清早使印，临晚睡觉，仔细验明，不致磨擦，方才安静无事，如磨擦掉了，必定非刑拷打”。句中“图书”和“使印”对文，“图书”即印章。用“寿字簪子”当“图书”，印在阳具上，实是古今奇谭。《水浒传》称在犯人脸上刺字，尚且“怕人恨怪”，还要避忌，“只唤做‘打金印’”。而童寄姐对待自己的丈夫，非但不照顾他的自尊，反而随意侮辱，加意惩罚，妒妇的嚣张跋扈，人夫的唯唯诺诺，都通过“图书”这一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或因语不雅驯，较通行的上海古籍版黄肃秋校注本《醒世姻缘传》将这段话删掉了，但毫无疑问，此细节是点睛之笔，不仅向人物的心灵结构深入挖掘，凸显了人物的全部心理感知和情意饱和度，也让读者对人物情感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法朗士说：“任何情节并非属于第一个发现它的人，而是属于把它深刻到人类记忆中的人。”童寄姐拿簪子做“图书”就是可以深刻到人类记忆中的设计，便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当然，不独《醒世姻缘传》，清代奇书《姑妄言》中也有相似情节，也是以“图书”在丈夫的下身用印，文字颇鄙下，兹不具引，充分证明河东狮吼令人生畏，而明清时期“惧内”之风令人侧目。这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地位上升，生命意识觉醒，女性对家庭的掌控程度大大超越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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