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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研究

若非岁寒怎知俞敏不凋

2016年11月2日是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于11月27日举办了“俞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及学术研讨会”。会上许多京内外语言学专家、俞敏先生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和历年学生以及俞先生家属、好友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俞敏先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学贯中西,淹通古今,在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语法学、汉藏历史比较研究、梵汉对音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学术成果享誉海内外,创新观点和方法影响了几代学人。这里发表的几篇文章是俞敏先生当年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从不同角度对导师的回忆和评价,虽然不是纯学术性的介绍,从中却也可以看到俞敏先生作为贡献杰出的学者和循循善诱的教师,他的工作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给我们留下生动具体的难忘印象,这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的怀念。

我在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班之前,就认识俞敏先生了,是在颖明(陆宗达)先生家里见到的。我在陆先生家见过俞先生两次。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我们三四个“秘密”跟陆先生学《左传》《说文》的人,几乎每周都到陆先生家听讲。一天下午我上完课(那时我在180中学教数学)去看陆先生。进屋一看,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堂屋,带着憨厚而威严的笑容,笑的时候不露牙齿。这位是……,陆先生马上介绍道:“这是俞敏先生。”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俞先生,但在陆先生和陆昕那里,早就听过俞敏这个名字。我立刻上前打招呼,告诉俞先生:“在陆先生的课上,经常讲到您的名字。”陆先生接过话头,玩笑着说:“久闻大名啊!”俞先生马上接着说:“如雷贯耳!”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俞先生的时候就觉得他和陆先生的关系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是师生,倒像是老朋友,但比一般的朋友亲密得多。

第二次见到俞先生也是在陆先生家。这次我读完了《段注》,记得颖明先生跟叔迟谈到在教我们几个小年轻《说文》,说着说着他用他长而细的手指着我对俞先生说:“他居然读完《段注》了。”“居然”两个字说得非常重。俞先生接着说:“读这种书的人现在不多。”我当时不满20岁,还等着俞先生再夸几句呢,结果先生既没有夸奖,也没什么表现出惊奇,很平静地就转了话头。但我可感觉到一种不同:从那儿以后,陆先生讲课就和以前不同了,古音讲解得多了,俞先生的名字也常常挂在先生的嘴上。耳濡目染,俞先生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传奇人物了。

俞敏先生在北师大。

后来读了研究生。记得一次我们79级的古汉语研究生集体去拜见先生。我们一共13人:陆先生的研究生4个、萧先生的研究生5个、俞先生的4个。我们研究《说文》的同学里,老大是李建国,老二是杨润路,尹黎云老三,我是老四。那次在先生家里谈的是什么,全记不得了,只记得俞先生对老二(杨润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又对我说,“你的北京话说得音儿正”。当时我真不知道怎么都说北京话,还有“正不正之分”呢?后来到了U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一次在我的洋老师拉波夫的家里,他让我说“拼音”二字,我就说“pinyin”。 “阿哈,你看,你说的是一个音节!” 拉波夫大声说道。怎么可能呢?我想。于是我又说了一次:“pin……yin”。他笑着说:“你说北京土话啊。”噢,我开始感觉到他在笑我“土”呢。我一下明白过来:俞先生说我的北京话很正,是不是也是说我的北京话“很土”呢?土=地道,直到后来搞了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形态学才明白,才看出俞先生为什么注重发音、为什么注重“土话”的发音了 —— 因为“土音”里面有很多“形态”的信息呢!

陆先生常说:“俞敏的耳朵好使。”从陆先生的神态里,我深深体会到他对俞敏先生的尊重和骄傲。陆先生说过好几次,“俞先生汉藏对音发现了二十八部和十九纽,他说‘章黄用弓箭比有些戴着折光镜用现代步枪还打得还准’。” 文革的那些日子跟陆先生学《说文》最令人开心的是先生讲俞敏的故事,很多都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不重复了。后来上了大学,又跟陆先生读研究生,于是可以亲耳聆听俞先生的授课,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记得一次讲到“襄”字,先生对牵强附会“解衣耕”的意思时,毫不掩饰地说:“胡说八道!”哇,这么尖锐,我心里一颤!陆先生和俞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陆先生总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不直接批评。俞先生则锋芒凛凛,但不张扬;因为他的见解太尖锐、太前沿。记得一次他讲解句法,令我终身难忘。他是怎么解释句子的结构的呢?先生说:汉语句子的结构嘛,很简单,就在北京人聊天、下棋时说的闲话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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