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构形研究与古文字考释

在汉字发展历史的任何时期，

实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装饰性和美术化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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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构形研究是指对古文字的构形理念、构形规则和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和归纳的学问。通过古文字构形研究总结归纳出的古文字构形理念、构形规则和演变规律，既是古文字研究和古文字考释的基本理论，因此具有学科上的理论意义，同时又可用来指导古文字考释，所以又具备研究上的实践意义。

所谓“古文字”，是指从商代甲骨文到汉代初年仍保留有一定篆书构形的隶书这一时段的汉字。这一时段的汉字是从初具系统到成长壮大并基本定型的时期。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汉字的主要构成和变化，本质上体现的是汉语的构成和变化，这一点在汉字的构形理念和字词关系上有充分的体现。除了汉语之外，汉字的构成和变化还受到书写工具、书写载体、书写姿势、书写者的习好、美化追求、书写文本的性质等外部条件的影响。一方面在汉语的限制下，汉字系统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一方面因时代和地域的缘故，汉字又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中。汉字的稳定和变化是一对伴随始终的矛盾，稳定和变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张力，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张力和平衡的维持，有人为的规定和参与，更多的是使用中的自然调节和约定俗成。

汉字在发展变化中，始终被两种驱动力所裹挟。一方面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实用性是其最大需求，所以字形上的求简和书写上的求快就变成了最大的动力；一方面在某些隆重正式的场合，又需要汉字具有标准美丽的外观，加之汉字具有的超语符功能，有些情况下被当做图案来使用，因此装饰性和美术化又成了汉字发展变化中的另一个驱动力。这两种驱动力是造成俗体和正体、草书和楷书等不同字体和书体的根本原因。在汉字发展历史的任何时期，实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装饰性和美术化只能处于次要的位置。

上图_?《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为许慎，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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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古文字构形研究，要求研究者首先要确立科学的文字符号观和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动态眼光”。所谓科学的文字符号观，包括在研究和考释中，始终秉持语言学的视角和立场；对汉字的起源和产生、古文字的构形和演变，坚持以通过古文字的研究和考释实践总结出的理论和经验为指引，不受汉代以来以“六书”理论为核心的文字学观点的左右和束缚。所谓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动态眼光”，是指从历史上看，文字始终是处在变动之中的，对某个时段文字的分析，必须以某个时段整体的语言文字状况和面貌为背景，对文字的分析既要“溯源”，也要“沿流”，要知道对文字的分析和理解有绝对的对错和相对的对错的不同。对文字的分析和考释只有确立了科学的文字符号观，并坚持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动态眼光”，才能让研究者在研究和考释的实践中，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对于汉字早期状态的认识，在很多人，包括学界的研究者中都存在着一些模糊判断和错误理解，譬如：

1、分不清早期文字或文字画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的区别，随意提早文字起源的时代（这一点在在考古学界比较严重）；

2、误以为凡是中国境内的早期文字都与汉字有关；

3、误以为汉字全部来源于图画；

4、误以为中国在文字产生前必定有结绳记事的习俗；

5、误以为汉字是按照象形、指示、会意、形声等“六书”顺序依次出现；

6、误以为“六书”能概括所有汉字的构形方式，等等。这些模糊判断和错误理解有时根深蒂固，难以根除，严重影响了正确观点和科学判断的推广和普及。

上图_?《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

汉字的形体来源与汉字如何记录汉语，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不容混淆。在非专业人士的观念中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汉字属于象形文字系统，早期汉字大都象形或会意，是可以“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其实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从其形体来源的角度说的，而当汉字用来严格记录汉语时，汉字就已经高度符号化，其产生的很多变化就不再是图画的变化，而是纯符号的变化，原本形体来源的形象已经被加以高度概括和抽象，其形体离自然界事物的形象已经有相当的距离，虽然偶尔其形体会对考释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绝大部分都是无法直接“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现在我们之所以还知道某些古文字字形最初像什么，主要并不是通过形体的形象看出来的，而是因为当我们具备一定的汉语或古汉语知识，且已知某个古文字通过形体演变，演变成后世汉字中的某个字时，我们用后世汉字的词义去与古文字形体相联系，才能从古文字形体上依稀找出其所谓的所像之形和所会之意。这是典型的马后炮和事后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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